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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熊徵於明治四十四年(西元1910年)返臺，設立祭祀公業(yè)林本源，共有租十萬石，并包括板橋林家本宅、祖祠、花園、租館、建地、附屬地。
日治時期，日本政府原想拉攏林維源、林爾嘉，但都未果，因此臺灣總督府依日本重視長房之例，轉而將拉攏對象轉為林熊徵。因林家在臺灣家大業(yè)大，且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以及聲望，所以不可免地必定會與新的統(tǒng)治者──日本政府、臺灣總督府發(fā)生互動。同時日本政府也涉入林家之事，林家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壓迫，所以也必須與日本政府合作。
在上述背景之下，林熊徵則被日本政府任命擔任公職，包括大正七年(1918年)被任命為大稻埕區(qū)長。林熊徵并於大正八年(西元1919年)成立大稻程同風會，以協助政府行政、匯集民意，同年并設立「國語」練習所。大正九年(西元1920年)臺灣行政區(qū)域劃分改變成州市街莊制，林熊徵被任命為臺北州協議員，林熊徵并發(fā)表文章於《臺灣時報》，討論同化問題。大正十年(西元1921年)總督府在日、臺官民之間指定有學識、聲望者擔任評議員，第一次指定的名單中即有林熊徵 。林熊徵擔任總督府評議員至一九三七年他去東京為止，後該缺由其兩位弟弟輪流擔任至日本投降為止。
在與日本政府互動方面，林熊徵還曾貢獻日本在臺建立神社的祭品，接待自日本到臺灣的日本皇族，并扮演了建立中日親善關系的橋梁，日本政府則因林熊徵一向與日本關系良好，且在社會、經濟事務等方面出資，所以在大正十二年(西元1923年)裕仁以皇太子攝政身份來臺時，給予林熊徵勳四等瑞寶章。
在與中國關系方面，林熊徵曾出資贊助黃花崗之役，且借款予福建政府，又投資漢冶萍煤鐵有限公司；另在中國團體(無論是官方、民間或是半官方)來臺時，林熊徵也多出面招待之。
林熊徵經營的重要事業(yè)，約可分成四類：一是日本政府投資、扶植林本源家族的企業(yè)，二是林熊徵個人投資的土地等相關事業(yè)，三是與日本資本合作的事業(yè)，四是與臺灣本地資本家合辦的事業(yè)。在日本投資、扶助方面有林本源制糖株式會社，該會社曾因大風雨受損，在1923－1924年期間，亦因收購甘蔗價格過低，引發(fā)蔗農反抗、騷動，此即著名的「林本源制糖騷擾事件」或稱「二林事件」，林本源制糖株式會社因此不得不提高收購價格。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後，因為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，也影響到林本源制糖株式會社的經營。同屬林熊徵經營的華南銀行，也在1925年減資，林熊徵在此次不景氣中受到很大的損失。日本政府則給予貸款，林熊徵才勉強渡過難關。
林熊徵以大永興業(yè)株式會社(大正十年，西元1921年設立)為其所有投資事業(yè)的母公司，該會社設立的主要目在於動產、不動產買賣以及農業(yè)、林業(yè)、礦業(yè)的調查投資開發(fā)等等。
與日資合辦的公司則多達十七家，如臺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、臺北制油株式會社等。
與臺人資本合資的公司則有臺陽礦業(yè)、振南貿易株式會社等等，當時臺灣五大家族之間，都互相投資彼此的事業(yè)。
在投資個人事業(yè)以外，林熊徵同時也熱心於公益事業(yè)，如提供獎學金(例：杜聰明在京都帝國大學醫(yī)學部研究室的費用也由林熊徵負擔)，又捐資設置林本源博愛醫(yī)院、救援關東大地震的臺灣學生以及提供資金幫助臺灣學生回臺等等。
在與臺灣總督的關系方面，林熊徵則被認為是「協力者」，在1924年成立全島「有力者大會」以反對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；又於1923年設立「公益會」反對「臺灣文化協會」，以及向國聯辯解日本政府在臺的鴉片政策。
西元1945年日本戰(zhàn)敗後，林熊徵自日本返臺，當選臺灣省商會聯合會理事長，又擔任華南銀行董事，因事務繁忙，操勞過度，於1946年過世。
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主要功能在臺灣總督制定律令之決議、決算預算、重大的土木工程建設及人民請愿之時，接受總督之諮詢，當時評議會成員限於高及官僚。到了文官總督時代，設置了同名的臺灣總督府評議會。參考資料：許雪姬，〈臺灣總督府的「協力者」林熊徵－日據時期板橋林家研究之二〉，收入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三期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83年6月，頁6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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